东北秧歌手绢花的笔记(2021头条带你看河北) -世界杯365买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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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读:民国《南皮县志》卷四《风土志·歌谣》中有许多涉及棉花种植的农谚。东光东光县最早以蚕丝著名。唐代,东光县因出产的蚕茧和丝织品优良,而有“茧城”的美称。到了元代,沧州地区的蚕桑养殖仍旧保持着较大面积。这次用来证明的是当地桑树的受灾情况。明代,由于河间府生产的丝织品品质卓越、朝野闻名,所以成为了明代宫廷相应消费的首选。东光丝绢在清朝开始走下坡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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沧州东南一带的南皮、东光、吴桥、宁津以及原河间府所辖、今属衡水市的阜城、景州、故城是御河棉的主产区。明万历时期的商书上记载:“北花衣轻而纱细,襄花衣重而纱粗,北花好纺,因性长,襄花难纺,因性急。卫河里郑家口、连儿窝、桑园、断路、泊头、武城、广平、景州,北花第一。” (《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》卷二十一《商旅门·棉花》)郑家口属故城,连儿窝即连镇,属东光,桑园属吴桥,泊头属南皮、交河。

下面以南皮、东光二县为标本,简要做下考证。


南皮

旧时南皮县有民歌唱到:“棉花种,用灰拌,缕到地里一趟线。打了花心坐花盘,结的桃子串连连。开的棉花白翻翻,拾了三包两窝单。脚也蹬,手也拧,一盘纕子一盘弓。搓的布结长毵毵,纺的穗子滚圆圆,叽里嘎啦织的欢。棒锤砸,石头颠,剪子铰,针儿连,穿在身上是好看。”(民国《南皮县志》卷四《风土志下·歌谣》)这首“言农家勤耕织”的民歌唱出了从棉花的种植,到纺织、裁剪成衣等全过程,由农业到工业,再到商业的一条线。

康熙《南皮县志》卷一《物产》:“货有木棉、丝苘、绢布。”

光绪《南皮县志》卷五《风俗》:“田多白壤,木棉之产颇饶。”

民国《南皮县志》卷二《舆地志下·土壤》:“东二区可分为五部,中部……最宜于棉。东三区,西南部,皆平原白壤,宜棉。南四区,种棉最宜。北六区,自古皮城之西南蜿蜒东北数十里,为金沙岭正脉,白壤宜棉。”

光绪末年的《直隶工艺志初编·报告类》载:“南皮县土产:棉花(种地约二百五十顷,每亩可收六十斤)。报告:东南尚有高阜熟地,以栽种棉花为大宗。”(卷上,第十五页,北洋官报局刊印)

南皮张庆长于乾隆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曾出任广东南海县知县,他在当地见到棉花,触景生情,想起家乡的种植盛况,不禁写下一首长诗,成为南皮植棉史上难得的一条文献,其诗云:“燕南乡土饶布帛,家家种棉盈阡陌。三春雨足枣花黄,翠盖连云光历历。实结如桃累如珠,百日园满花吐白。野妇侵晨招邻女,纤手双双勤掇摘。我来梯航穷万里,瘴乡卑湿罕有此。三年道中一见之,绕看百匝倍倚徙。忆昔卜筑长堤边,畇畇百亩白花田。田夫村童共攀缘,得鱼欣然忘其筌。见此能无识故吾,须臾征夫指前路。”(《途中见棉花有感》,见《南皮诗钞》卷三)

曾经在南皮任过塾师的青县人刘天谊(1774—1854)写有《南皮杂诗》组诗,其第二首描写的也是南皮特产棉花:“木棉开遍野,利溥胜桑麻。足作章身服,非同炫目花。薅应偕妇子,摘拟倩邻家。白毡浑堪织,高昌莫浪夸。”(《同野堂诗集》)

年代再晚些的另一位南皮人葛之覃(1842—?),民国《南皮县志》收录了他《咏棉花》二首。

其一:“衣被穷檐千万家,天教美利并桑麻。姚黄魏紫归何用,此是人间第一花。”

其二:“衣香鬓影散平畴,采采西风雪满兜。毕竟此花品清绝,一生不上美人头。”(卷十一《文编》)

南皮的棉花多,多到盛开到了农谚里边。民国《南皮县志》卷四《风土志·歌谣》中有许多涉及棉花种植的农谚。如:“小满花,不到家”、“枣芽一寸,耩棉花不用问”、“要发家,芝蔴、花”、“棉花立了秋,便把头来揪”、“腊月三场挂,明年收棉花”、“初一高粱初二麻,初三芝蔴初四花”……

大面积的棉花种植,让相关下游产业也发达起来。

首先是制棉,“本县二三四区产棉,家庭制棉者甚多。从前均用轧车弹弓,每日制棉十余斤。近来多有铁轮轧机,每机每日可制棉百余斤。行销本境暨济南、天津。”(民国《南皮县志》卷五《政治志上·实业·家庭工业》)

其次是纺织,“本县纺织仍用纺车,亦用旧日本木机,布宽一尺三四寸。近来间有改用铁轮机者,所织与高阳布等,行销本境。”(同上)

最后是榨油,“本县南半境产棉及花生,北半境产苞麻,亦有棉及花生。棉子、花生、苞麻均可轧油。农民暇时开坊轧油,油饼可饲畜肥田。”(同上)

郭其武先生撰有《南皮民间的小粗布纺织工艺》一文,介绍近当代的南皮种棉纺织比较详尽,此处不再赘述。


东光


东光县最早以蚕丝著名。唐代,东光县因出产的蚕茧和丝织品优良,而有“茧城”的美称。

雍正《畿辅通志》卷五十三:“茧城,在东光县。”光绪《东光县志》卷一《舆地志·古迹》:“茧城,当亦唐之东光县主因故城基而植桑亲蚕,与民妇分茧效功之地,不然何以称茧。且即为民间治茧,所聚无亦为集市云尔,又何敢曰城?考县主为纪王第三女,名楚媛,自总章二年受封,至永昌元年纪王薨,凡二十年。茧城当在此廿年中所置。史言楚媛幼而好礼,独守勤苦。李遐叔撰神道碑,亦称其‘诣绣绘之妙’,则茧之取义,当为县主所遗,而城之命名,确是东光旧治。”《艺文类聚》卷八十八引《广志》曰:“善蚕者,出渤海东光,以供官。”可证东光之号茧城不是空穴来风。

与“茧城”相关的是它的南邻——桑园。清初德州人田雯考证桑园来历说:“《汉书》窦皇后家在观津,广国尝与其姨采桑堕,用为符信。知此地古悉种桑为浴蚕之地,故名桑园。”(《古欢堂集》卷四十二《长河志籍考》)

宋代,沧州一带在契丹人那里还有另一个称呼,即“绫绢州”。《宋史》载:“河北东路民富蚕桑,契丹谓之‘绫绢州’”(卷二百九十九《张洞传》),这其中包含着契丹人对这里出产的丝织品的向往。

北宋的河北东路辖大名、开德、河间三府,沧、冀、博、棣、莫、雄、霸、德、滨、恩、清十一个州,德清、保顺、永静、信安、保定五个军,及五十七个县。今天沧州地区所辖诸县市均在其中,而当时的贡品如下:

沧州,大绢、大柳箱;

河间府,绢;

莫州,绵;

永静军,簟、绢;

清州,绢

——《宋史》卷八十六《地理志二》

除了大柳箱、簟之外,几乎都是丝绵等织品。

到了元代,沧州地区的蚕桑养殖仍旧保持着较大面积。这次用来证明的是当地桑树的受灾情况。

成宗大德九年(1305)三月,“河间、益都、般阳三郡属县陨霜杀桑,清、莫、沧、献四州霜杀桑二百四十一万七千余本,坏蚕一万二千七百余箔。”(《元史》卷五十《五行志一》)

大量养蚕,除了要种植大量桑树之外,还需要有大量蚕箔。《宋史》关于“元丰元年,滨、棣、沧州竹木、鱼果、炭箔,税不及百钱者蠲之”(卷一百八十六《食货志下》)的记载,证明了这一带蚕箔的普遍生产。而生产蚕箔,又需要有大量的竹子,《宋史·食货志》此条中恰有“竹木”,而上文永静军所贡除绢外,还有簟,即竹席,这在整个河北东路中是惟一的,说明东光一带产竹,或者竹的消费量很可观。

明代,由于河间府生产的丝织品品质卓越、朝野闻名,所以成为了明代宫廷相应消费的首选。

成化八年状元、官至礼部尚书的苏州府长洲人吴宽(1435—1504)有《吴城至京歌》,写到东光时云:“东光丝熟吏催税,砖河雨急渔披蓑。” (明代李日华《六研斋笔记·三笔》卷四)

东光丝绢在清朝开始走下坡路。

虽然康熙《东光县志》卷四《方物》中,谷类之后第二大项便是丝棉类,计有丝、棉花、麻、布、绢五种,但到了乾隆《河间府志》卷四《舆地志·物产》:“东光绢,明时颇为人所称,以供饷遗。近所出者不中衣服,凡郡之阜城、交河、吴桥、故城、景州亦有绢,其所施用者惟可饰屏风笥箧,与东光同。”文末复有编纂者按语:“今东光诸县,虽号出绢,然树桑少而治蚕拙,即有丝绢之名,略无资用之实。岂其人不知务工之窳恶,抑无以教之乃致然耶?”乾隆《河间府志》出自浙江山阴人胡天游、江苏上海人黄文莲之手,他们均来自丝织技术发达的长三角地区,对丝绢之类非常了解,因此才敢下这样的按语。

丝织品尽管落后了,但棉花依旧是大宗。

光绪《东光县志》:“乾隆七年,大有年,斗谷京钱百文,棉花每斤二十八文。乾隆四十一年,有年,棉花每斤京钱三十六文。”(卷十一《杂稽志·祥异》)丰收年,首先提到的是棉花,这说明当时田里的主要作物是棉花,农民的主要希望也是棉花。

东光一带的棉纺历史甚至融进了地名儿,光绪《东光县志》卷二《舆地志·村庄》记载,西路第七铺,距城四十里,有“前粗布刘庄”、“后粗布刘庄”。

光绪末年,北洋官报局刊印《直隶工艺志初编·报告类》载东光县“土产,棉花。工产:白布、线带、棉被面、手巾。” (卷上,第十五页)

清·吴炽昌《客窗闲话》卷四《吴桥案》开篇云:“吴桥县之连镇,布市也。居是地者,半以贸布为业。有肩贩张乙,恒负布西方求售,出或两三月一归。”作者描写的故事内容是否真实权且不谈,通过这则故事,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当时连镇人大多以贩布为业的经济历史背景,也印证了东光、吴桥一带的棉花生产史在清代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。

(转自:沧州文旅发布)